民国时期的军阀，说起来净是些粗人。虽然自清末以来，政府大力推行军事教育，不仅在国内兴办军事学校，而且花大钱往外送人留学，不过经过几番混战之后，真正混出点名堂的大多是些识字不多的速成的讲武堂毕业生，或者干脆就是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土匪流棍。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大浪淘沙之后，大概只剩下一个山西王阎锡山，其余的不是折戟沉沙，进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刘文辉、刘存厚那样守偏远的小地方，做小诸侯了。至于少数几个美国西点和法国圣西尔军校（那是戴高乐的母校）的毕业生，只有给人做参谋的份儿，能混到校官就已经不错了。

粗人当家，行事难免粗糙，或者说粗野。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许诺士兵攻下城后自由行动三天；统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务，打军棍、杀人，有断案喜好的则言出法随，胡帅张作霖有话“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犯错就杀”，全无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缛礼和多愁善感。不过，粗人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令他们最不高兴的事，除了吃败仗，就是世风的日下。所以，大多数军阀对维持风化都相当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维持风化，不过他们的重点多半放在兴儒学，禁淫祀，甚至不许唱戏等方面。军阀是粗人，心思没有这么细，他们的维持风化，眼睛只盯住女人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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