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前者的生活中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当口，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抗争，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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