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的不过一支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写下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被捉进宫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儿犯忌讳,连明、清的时候,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那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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