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文人之厄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的不过一支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甚至刻成书就难受。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统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写下白纸黑字的议论，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那么有可能倒霉。

有明一朝，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秃头，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到后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捧秦始皇，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被捉进宫里，断送了老头皮。

历朝历代论起来，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不仅狄夷这种字眼儿犯忌讳，连明、清的时候，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不过，要我说，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在后人那里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有勇气，甚至有见识。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属于晦气到家了。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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