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谈合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利害，二是条件。有利害才有合作的动机，人们通过合作以趋利避害，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规避危害，减少损失。有条件才能实现合作，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信任的起码氛围，需要谈判，有合适的沟通话语。按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假设，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是要通过多次博弈才能实现的。但即使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依然存在相应的文化条件。就是说，理性人之间存在着完全以利害为归依的文化，没有其他的“杂念”，而且可以用彼此通晓的话语谈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纯粹的理性人和理性文化条件是不存在的。真实的合作发生，应该伴随更为复杂的文化条件。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人一盘散沙。一方面是愤激之词，一方面也是从民族国家角度讲的。其实就社区范围而言，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是很能合作的，甚至可以说，合作是他们大多数人生存的必要形式。在生产层次上，不要说水利灌溉、房舍的修建，就是一般日常的活动，也经常渗透着合作，比如耕作、收获时的劳力和畜力的互换，看青的协作等等。在生活层次上，合作的几率就更高，别的不说，就说乡间的社火戏乐，拜神祭祀，没有高等级的合作与组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许多乡间的民间组织，从宗族到乡社，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乡间合作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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