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之渐”的说法来自于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它十分恰当而有趣地概括了甲午过后中国出现的学习日本的热潮。

“以敌为师”这种做法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了。但十分明确地放下架子，大张旗鼓地形成一种学习的时尚，却是在甲午以后。在大失面子之后中国人也就不要面子了，顽强的实用理性再一次占了上风。

学习日本是战争再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当时在中国的外文报纸这样说道：“战争和赔款迫使中国人民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如日本，是因为日本采用了新法，所以有今日的强盛。”清末民初文名大著的家包笑天，甲午时是苏州水乡的一位年少秀才，他晚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仍旧生动如昔：“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们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这种“为什么”在当时大多数士人心中都有。不过答案也是很明确的，一时间过去十几年零零星星片片断断关于日本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种种事相逐渐明晰起来，以前被我们讥笑的一些事情，比如日本人不伦不类地学穿西服，吃牛排，现在都有了不寻常的意义。结论自然是：以敌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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