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政治中的补丁传统曾作为清代比较有效的弹性机制，帮助王朝渡过了许多难关。在面临近代的挑战时，人们仍然习惯于以补丁的方式来渡过危机，洋务运动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由于这种补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东方这种外发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的三阶梯，在洋务运动中仅进展到官督商办这一阶梯就停滞不前，甚至还有倒退的迹象，因为补丁政策并非意在作扶植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温床。

洋务运动这种不以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改革运动，并非毫无效验，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进一些西方的因素来补充中国社会经济体系的不足，因而很难培植起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因素。政治与经济的二元体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确实可以保证非近代的社会向近代过渡，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二元体制也难以出现。

当甲午战争再一次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时，最为迫切的任务其实不是开议会，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废八股改策试，而主要应该完成洋务运动应该完成的任务，奖励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确立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相应经济法律体系，在中国培植起本土的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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