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问话之后，光绪进一步摸到了康梁的底，既然举国上下，只有康梁能拿出完整的变法方案，提供改革思路，那么即便有种种风险，光绪与翁同龢也决意“举国以听”了。因为“煤山前事”（康有为上皇帝第五书语）再现的惨景，实在是每个帝王都难以承受的。

由于总署问话中，康有为提及他这几年编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考》，所以光绪令康有为立即进呈。康有为自然不敢怠慢，发动学生昼夜兼程，重新校改书稿，于3月12日和4月10日先后进呈这两部书，及有关疏奏。康有为所梦寐以求的中枢维新终于在他的参与下开始了。康有为在编撰中掺入了大量自我意志的这两部书，堪称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变法的思路基本上是由此引出的。

《日本变政考》是康有为用功最勤，耗时最久的一部著作，他从1886年就开始编撰，其弟子门生和长女康同薇都参与搜集资料的工作，整整历时十年，其书方成。然而，康有为最先送给光绪御览的，却是匆匆赶出来的《俄彼得变政考》。显然，这是具有鲜明意图的，康有为在此有意强调了君权变法，君主“乾纲独断”的色彩。为了达到最有效地强化这种色彩，康有为居然不惜甘冒“欺君之罪”，有意篡改日本明治历史，把一个本来只有名义上作用的日本天皇明治，捧成了明治维新精神与实际的双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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