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摹本的，但学习日本的动议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尽管康有为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进步的状况，惊叹于日本新学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强盛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为，也不见得会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学习。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与康有为同时开始接触西学、有志改革的中国先进士人来说，他们所学习和效法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尽管没有日本当年的声势，但中国也确有相当一批人实际是与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个别的早慧者还走在了日本人的前头，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样的书，在日本也是弥足珍贵的启蒙之书。

中国的洋务知识分子，不论是游学归来的容闳、詹天佑、严复、伍廷芳等人，还是本土的洋务学堂学生，他们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为他们这批“自学成才”的士人，所接触的也是西学，其中由日本“转口”的微乎其微。因此，当甲午之后，他们开始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时，虽然在行动上力求与日本的维新志士看齐，但思想里装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所以他们的政治改革实际还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会政治观念与要素，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与政治行为之中。我们在此之前也强调过，即使是学日本，也是学他们如何学习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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