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从总体上看，主要是一场政治变革，不仅发动运动的维新派的先期意图是以洋务运动为前车之鉴，立意“变制”，而且，百日维新的种种措施也以政治变革为主。但是，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光绪都没有打算将改革只局限在政治领域。这里，就有一个改革的次序问题。

维新派的改革思路前后是有变化的。在运动之初，他们在批评洋务派改革本末倒置时，集中强调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无意中暗示了这样一种次序：要以政治改革为龙头，拉动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尽管他们在向皇帝上书时往往提出的是一揽子变法方案，但每次上书的重点所在却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这种思路的延伸，在百日维新前后，变制的努力变成了组织变法中枢之争，实际上是掌握政权之争。

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显然是受了文化整体论的影响，维新派开始倾向于整体一揽子变法全面铺开。康有为对日本伊藤博文的谈话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路，所谓：“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当然，在全面开花的同时，也需有重点和主次，即有“本原”和“枝叶”的分别。

除了康梁等维新派主流的改革思路而外，社会上还存在另外的思路。对变法表示支持，并不同程度地参加变法实践的士大夫们，其中有不少人始终将开民智、兴学校作为自己的首要事业。自甲午战败之后，他们即着手兴办新式教育，像张元济、孙治让等人即是如此。他们在变法中对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办学的热情高，只是对废八股有很大的积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现状的改变，最要紧的是开民智、开士智，只要废掉了八股，将仕进的主渠道疏浚，以后的改革慢慢就会上轨道。所以对他们来说，改革的次序首要一步是兴新学，实行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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