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顿波托贝洛路的那座房子被战争毁了，四周全是炮火轰炸过的建筑。丘奇街的房子也被战争毁了，周围都是废墟。人们经常在轰炸过的地方燃起篝火，处理房子里的尸体。除了这些，这两座房子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我搬出的那座房子里，政治就意味着食物、配给制和政府一贯的蠢行。但在丘奇街的房子里，我突然触摸到了曾经熟悉的东西：国际政治、共产主义、同志、激烈的辩论，还有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使命——按照某个隐形的蓝图重建不列颠。琼·罗德克在波兰学院工作。她即便不是共产党员，也是共产主义者。她认识“党”（这是人们对共产党的称呼）里面的每一个人，认识艺术圈的人。她的经历不同寻常，可以写上一两本书。她是两个杰出人物的女儿，他们来自贫穷但生机勃勃的伦敦东区——当年的东区，那个以它的天才向世界提供艺术和精神生活的东区。她父亲约翰·罗德克是一位作家，当时的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不知为何，他辜负了大家的期许，成了一位出版商。她母亲是个美人，曾做过一些艺术家的模特，甚至包括著名的伊萨克·罗森堡。她父母把她扔在福利院。这种福利院存在的目的，就是帮那些没有条件抚养孩子的父母照管他们的孩子。福利院是个冷酷的地方，尽管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显得和气、安宁。她父母有时去看她，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每天都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从福利院和其他更严酷的困境中幸存了下来，靠着遗传的艺术天分当上了乌克兰一家戏剧公司的演员，并轻松地学会了德语和俄语。那段时间，她跟公司里的一个德国演员生下了一个孩子。既然布尔乔亚式的婚姻已经被永远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们索性不结婚。大战开始前，为了把那个男演员弄出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格兰，她费了不少力气。在《暴力的孩子们》一书中，我把他的外貌安在以哥特弗莱德·莱辛为原型的那个人物身上，因为我心里想，这就是彼得的父亲。前者是中产阶级，后者很富有——按照德国衰退时期的标准来看，非常富有。我用一个人来代替另一个人，但并没有取得我想要的效果。哥特弗莱德说，虽然我把他写进了书里，但实际上，他和那个德国演员的共同点仅限于他们都是德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哥特弗莱德那样说只是为了表明一件事：他就是他的政治立场。著名演员欣策多年来一直在经济上帮助琼和她的儿子欧内斯特，他陪伴在他们身边，看着欧内斯特长大。他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故事也值得写下来。艰难的时代总会成就卓越的人。但如果把这样的想法付诸实践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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