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曾向我保证“法律不可能修改”，四年之后，法律修改了。我不再是受保护的租客。我问律师，怎么会这样？他说，恩，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马上就有一个开发商跑来看我的公寓。整套公寓——一个很大的房间，两个中等大小的房间，两个小房间，还有一个厨房、大小刚好可以让大家坐下来喝咖啡、聊天——将被改造成十二个房间，单单我的大房间就可以被一分为四。不久我就得搬走，我的脑海中想象着一群游民一样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挤在这些小格子房间里的情景——因为整个伯爵府区将被建设成“小澳大利亚”。

那么我要住到哪儿去？那是1958年，我来伦敦已经九年了，我发现，平均起来算，我的收入跟普通工人的工资一样高——每周二十英镑，我想是这个数目。我对钱一向抱着漫不经心、“最后总归没有问题”的态度，这一直很适合我的生活方式。但当我需要找住处时，这种态度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每个人都知道，作家的收入不稳定，你从来不知道自己明年会有多少收入。我记得有一次，个税征收员到琼的房子里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缴税。我告诉他，我去年挣的钱够缴税，但今年没挣那么多，我只有三百英镑。他很和气，想办法帮我应付过去，但他的反应就像所有的维持秩序的人和监考官一样，对我的不稳定的生活感到不自在。他认为我应该设法有份稳定的收入，也许可以去当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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