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跟哥特弗莱德·莱辛结婚了。这仅仅是因为,那时,有男女关系的人总会遭受非议,更别说同居了。对他而言,情况可能更糟。他是来自敌国的侨民,面临着被拘禁的危险,本不该参与政治,但他却成了一名共产党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个年轻女人有了公开关系——这女人很好,因为她是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但这就意味着身为德国人和敌国侨民的他配不上人家;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为她最近刚离了婚,这可不怎么值得高兴。总之一句话,他办了个蠢事。
出于自身的革命责任,我要嫁给他。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恐怕不是。我们之所以有了男女关系,是因为整个组织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不过这种关系无甚要紧,难不成我们是“脱党的行尸走肉”?“个人私事”不是跟组织斗争没关系吗?知道自己跟对方不太合适,我们都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起初,他并不认为我适合当共产党人干部。问题是固有的——它在于我这个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欢的、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对他人所做的任何观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脱不了干系——莫斯科方面已经将弗洛伊德永久地划为了反动分子。听到从梦中醒来的我说“这个梦境似乎在对我预示着什么”,他会觉得反感。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做梦的,自然也很难相信别人会做梦——做梦以及梦境中的行为皆是反动的存在。至于我对民间故事、传奇、神话和童话故事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在苏联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被拉去枪毙了。”(在“党组织”内部,有些人拒不承认在社会主义苏联会有枪杀和折磨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否认的,要知道,腐坏分子们是必须处理的。)说起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看法,他会引用列宁的话,认为它们是“乡村生活的蠢事”。组织会议上的议程进行到“批评”环节的时候,他会冷静地、公正地剖析我,从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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