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以摧枯拉朽之势，磅礴于这片古老土地上，凭着快刀斩乱麻的痛快，扫荡了长时间以来土地占有的不均衡状态，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廓清了最难廓清的障碍，翻身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各种农产品的生产都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并且逐年增加，农业生产的恢复拉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复原，中国经济以奇迹般的方式，在内外交困中得以恢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满目疮痍的新中国才得以迅速地从废墟上站起，恢复了元气，甚至还支撑了一场针对世界头号强国的局部战争。与此同时，在土改结束以后的一段并不长的岁月里，农民发家致富的热忱空前高涨，难得的太平岁月，使得与农业相关的商品市场和交易异常地活跃，自发而富有冲劲的城乡贸易，带给那些充满心气又富有干劲的农民不断的好处，长期以来难觅踪迹的农业资本主义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对于这种趋向，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两种态度，一种对农村中出现的新富农现象持鼓励态度，在他们看来，只有先发展国家工业化，有了大型农业机械才能开展农村集体化，到时候，如果富农不肯交出土地财富，那么，依靠国家政权之力，再进行一次革命就是了。而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则开始考虑另一条路径，从共产党将战略重点转向城市以后，迅速工业化的设想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他们的蓝图上。就当时中国的条件而言，只有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有能力组织工业化，在“一边倒”前提下的封闭环境中，除了来自苏联代价昂贵的援助之外，在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外国资本的投资的情况下，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最便捷的途径只有从农村吸收必要资金的华山一条路，而要走这条路，只能进一步强化自抗战以来建立的农村全能式政权体系，将农民的生活、生产以及产品销售统统管起来，将分散在一家一户的资金通过政权的管道集中上来。实际上，即使没有苏联经验的指导，后一种思路也是比较具有诱惑力的，甚至，在没有中央统一决策的情况下，各地已经开始着手利用农村党和政权组织，自动地推行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集体化建设，集体化从一开始，就与农村基层组织和政权密切相关。其实，革命式的土改本身的预设，就暗含了对“自发资本主义道路”的否定。经过土改而建立健全的农村基层全能式的政权（虽然此时还不够全能）的核心人物，可能成为发家致富浪潮中的弄潮儿并不多。而这种政权本身的功能，就具有将农民生活和生产统合起来的管理和动员因素，早在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之初，东北地区已经出现各级政府和组织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农民进入互助组的倾向，1949年，黑龙江在互助组的农户已经占农户的大多数，而且，一些地方将互助组当合作社来办，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农户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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