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经常乱撒癔症，问出一些很傻的问题，比如“中国何时会出现‘中产阶级’”。因为有人听说，西方有一帮叫“中产阶级”的人当年老躲在幽暗小巷的咖啡馆里，嘴里品着咖啡，手里耍着笔杆子操弄报纸密谋造反，结果居然搞成了，贵族和皇室都给弄下了台。报纸的作用之大，到十九世纪仍很显眼。本雅明说，巴黎的咖啡馆里经常挤进一些付不起八十法郎高价订阅报纸的人，围在一起抢读一张报纸。西人后来给这造反的发源地（包括小酒馆和街垒）冠上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公共领域”。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街上到处闲逛的人都神秘兮兮，形迹鬼祟，有点密谋者的味道，既像面目可疑的侦探，又像微服私访假装闲散无聊的君主。十九世纪的密谋家也常蜗藏在小酒馆里议论造反，灌饱了黄汤才上街垒去流血斗殴，巴黎幽暗诡异的煤气灯若隐若现的光亮，特别适合闲逛者走来走去，当电灯粗暴地把街头暗角照亮得灯火通明时，巴黎街头煤气灯那明灭闪烁的味道消失了，中产阶级彻底堕落成了食利阶层。在本雅明看来，中产阶级并非有钱就能冒充，它是一种“造反文化”的产物。

于是有人笨笨说了句，咱们也有茶馆呀！但好像没人听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几个爱耍嘴皮子的茶客给喝下台的，茶馆可能是草莽英雄狂饮抽疯的地方，即使造皇帝反也是想取而代之，和中产阶级摘掉皇帝脑袋的做法毫不相干。当下中国咖啡馆里坐着的人，倒是不少可能拥有“中等资产”，他们有房有车，闲来打打高尔夫球，露一手疑似（这是禽流感流行时的常用语）某书法家的毛笔字，一般有闲者修个贴金包银的澡堂，泡在池子里谈生意，更有闲者在商务会所弄个票房，搞些吹拉弹唱的玩意。这样看来似乎真有些模样了，但这模样既不显得特别有文化，也没有造反的打算，和当年的中产阶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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