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

1971年的日记折射出凯南多变和快节奏的日常生活。这位六十七岁的老人完成了一部简短的学术著作，撰写了回忆录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并草拟了要在欧洲和美国发表的演讲稿。这一年，他修缮了农场的栅栏，处理业已成年的孩子们的问题，并与西德总理和外交部长会谈。他在高等研究院帮助遴选新的教员和学生，同时还协助好友以赛亚·伯林对这里的工作做出调整。凯南和约翰·卢卡奇共事多年，后者相对默默无闻，这让凯南“感动又沮丧”，他赞扬卢卡奇是“美国最好的政治文化哲学家”。在举家游历葡萄牙、英国、法国、瑞士、西德、挪威和荷兰期间，乔治·凯南也没有放下既有的成见。他用“厌恶”的眼光看待阿姆斯特丹的“诸多外国怪胎：叛逆的年轻人……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外国工人，来这里靠女人过日子的非洲人”。他还很不高兴地发现这座城市“迎合色情品味”，令人厌烦。

1月11日，华盛顿

下午三点，国务院召开了政府内部会议，收集所有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信息。

去汤米·汤普森夫妇家吃饭。这是一顿私密的晚餐，只有我们三个人。

1月22日，普林斯顿

今天上午，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了几页1952年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的事，意兴阑珊（突然对这本书没了热情，谁会在乎这些事呢？就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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