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我决定的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事。马丽娅罗莎出差去了法国波尔多，我不记得她是去做什么。在离开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些关于弗朗科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基本意思是：她不在时，我要看着他点儿。她说，弗朗科现在很抑郁。我忽然明白了我只是猜测的一件事情，之前我总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没有发现这一点：她对弗朗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只是出于一种乐善好施的态度，她真的爱着弗朗科，成了他的母亲、姐姐和情人。她那种痛苦的表情，还有他消瘦的身体，都是因为弗朗科让她备受煎熬，她很焦虑，也很操心，她觉得弗朗科现在变得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裂开。

她一共离开了八天。我脑子里很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尽量对弗朗科很客气，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到很晚。让我高兴的是，他没和我谈政治，而是跟我谈到了他自己，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春天在比萨城里散步，阿尔诺河沿岸的臭味。他还跟我说了一些从来没对别人提起过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事儿。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让我说出我的不安，和出版社签订的新合同，我现在要写的小说，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可能，还有尼诺。他从来不会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斟词酌句，他说话很直接，有时候甚至很粗俗。有一天晚上，他好像有些犯糊涂了，他说：“假如你爱他超过爱自己，你还是接受他现在的样子吧：有妻子孩子，和其他女人上床的爱好，还有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他一边充满温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埃莱娜，埃莱娜！”一边摇着头。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他拖着一条腿，从房间里出去了，就好像要保证脚踩到实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帕斯卡莱——一个和弗朗科的出身、文化和政治选择彻底不同的人。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这位童年的朋友，假如他能从把他吞没的黑暗中重新浮现，他可能也会那样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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