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着双重身份，这是真的。在塔索街上，尼诺会把一些有文化的朋友带过来，他们对我都很尊敬，他们尤其喜欢我的第二本书，有的想让我看看他们正在写的东西。我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一副头头是道的样子。我们会问，现在无产阶级还存在吗？我们会用比较友好的语气，提到左派的社会主义党，会带着怨气和敌意提到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这个越来越破旧的国家如何统治，我们讨论得不可开交。他们中有人吸毒，但他们很自豪。他们讽刺地说道现在有一种新趋势，好像是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夸张布道，目的是要把自由性爱的所有实践都压制下去。

但是，我的生活不仅仅是在塔索街上，我不想被困在那不勒斯，我经常出门，和两个孩子去佛罗伦萨。彼得罗已经和他父亲在政治上决裂很长时间了，他和尼诺完全不同，尼诺现在已经开始靠近社会主义党，而彼得罗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我在他那里待上几个小时，静静听他说话。他会赞扬他的党派诚实有效。他跟我提到了大学的问题，他的书在英语国家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好评。我把两个孩子留给他和多莉娅娜，又开始旅行，我去米兰，去我的出版社，尤其是要对抗阿黛尔对我的诋毁和非难。主编告诉我——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我婆婆不失时机地说我的坏话，她给我贴的标签是：一个不可靠、不专一的女人。我很费力地讨好在出版社遇到的每个人，尽量说一些有水平的话，我积极回应公关部门的任何要求。我对主编说，我的新书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但其实我还没开始写。我接着旅行，我去佛罗伦萨接两个孩子，南下到那不勒斯，重新陷入混乱的交通。在那里，本应属于我的东西也需要漫长等待，还有让人精疲力竭、充满争执的排队，我要努力让别人正确对待我，我带着母亲出去，辗转于医生、医院、化验室之间。结果是，在塔索街或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带着光环的女士，但到那不勒斯，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区，我会失去我的优雅，没人读过我写的第二本书，假如骚扰我的人让我生气，我会马上用方言骂出非常肮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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