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发表那篇文章,对于我的写作生涯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我的其他文章也被挖掘出来了。这些文章显示了我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在过去我还参加过工会斗争,还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高,现在我在和那不勒斯的丑陋现象作斗争。我在六十年代末征服的那一小批读者,和七十年代的各种文化水平的读者,现在又有了一批新读者,加在一起人数更多了。这给我的前两本书也做了宣传——那两本书又被重印了,第三本书现在卖得越来越好,改编成电影的事儿,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当然,这篇文章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被宪兵叫去谈话,财政警察也听了我的陈述。在右派的地方报纸上,我被贴上各种标签遭诋毁:离婚的女人、女权主义者、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等等。我接到了一些匿名电话,那些人用非常猥亵的方言威胁我和我的女儿。我生活在不安之中,但我觉得不安已经是写作固有的一种心态,总的来说,这次我远远没有《全景》的那篇文章发表时,还有被卡门起诉的时候更激动。这是我的工作,我在研究怎么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感到,出版社的法律顾问在保护我,左派的报纸在支持我,我的读者见面会也越来越密集,我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但我应该诚实地说,事实不仅仅是这些。我平静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发现索拉拉兄弟没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我太显眼了,这让他们尽可能地躲藏起来。马尔切洛和米凯莱非但没有再起诉我,他们这次什么话也没说,一直都没什么表示,甚至我在执法官员面前见到他们时,他们只是冷冰冰地、带着敬意向我打了个招呼。就这样,风波逐渐过去了。唯一确定的结果是,地方机关开始了一系列调查,报纸上也出现了很多报道。但就像出版社的法律顾问预测的那样,调查不了了之,那些报道也逐渐消失了。我想象,那篇报道被其他无数报道所淹没,索拉拉兄弟依然逍遥法外。这篇文章唯一造成的损害是情感方面的:我的妹妹、外甥西尔维奥,还有我父亲彻底把我从他们的生活中排挤出去了——话虽然没明说,但他们却已经那么做了。马尔切洛一直对我很客气。有一天下午,我在大路边上看见他,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边,但他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他说:“莱农,我知道,你也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做,我不生你的气,你没有错,但你要记住,我家大门一直对你敞开着。”我回答说:“埃莉莎昨天才把我的电话挂了。”他微笑着说:“你妹妹是家里的主人,我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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