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危机是在二〇〇一年冬天降临的。那时候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但总归还是很有成就感。每年黛黛和艾尔莎都会从美国回来，有时候是独自回来，有时候带着她们各自的男朋友。黛黛继承了他父亲的衣钵，艾尔莎很快就在大学里谋得了一份教职，教授对于我来说非常神秘的代数。两个姐姐回来时，伊玛也会腾出时间和她们待在一起。全家人又重聚了，我们四个女人相聚在都灵的家里，要么一起在城市里闲逛，我们彼此关注，相互很亲密，我们很幸福能在一起待一段时间。看着她们，我想：我真是幸运啊！

但在二〇〇二年圣诞节，发生了一些让我很抑郁的事。三个女儿都回来了，而且她们待的时间很久。黛黛刚和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伊朗籍工程师结婚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哈米德，那时候一岁多，非常活泼。艾尔莎是带着一个波士顿的同事回来的，他也是一个数学家，比艾尔莎还孩子气，很爱说话。伊玛也从巴黎回来了，她在那里学了两年哲学，她带了一个男同学回来，是一个个子很高、有点儿丑的法国人，几乎不怎么说话。那个十二月真是太幸福了，我五十八岁，已经当了外婆，我抱着哈米德，我记得那是圣诞节晚上，我和小外孙坐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几个女儿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她们都很像我，但又和我完全不同，她们的生活和我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觉得她们是我的延伸。我想：我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事情啊！每一步都好像要跌倒了，但我都挺住了。我离开了城区，又回到那里，又成功地摆脱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我和我生的几个女儿拉下水去，我们都得救了，我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沉沦下去。噢，她们已经属于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语言。她们会认为，意大利是这个星球上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同时她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微不足道、没有前途的角落，只适合度假。黛黛经常跟我说：“你来美国嘛，你可以住在我家里，在那里你同样可以做你的工作。”我嘴上答应了，说迟早都会去的。她们为我感到自豪，但她们谁也不会忍受我太长时间，就连伊玛也一样。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越来越属于她们，越来越不属于我了。但这样也好——我抱着哈米德想——最重要的是这些姑娘都很出色，她们没遇到任何我之前遇到的那些障碍。她们有自己的想法、需求和希望，有着自己的声音、自我意识和展现自我的方法，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很多人也都没那样的运气。在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一般人都会掩盖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当恐怖引发的暴力涉及我们的城市和生活，我们才会受到震动，才会警惕。一年之前我被吓得要死，我给黛黛、艾尔莎还有彼得罗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我从电视上看到飞机撞上了纽约的双子塔，那就像用火柴头轻轻摩擦了一下，就点燃了火焰。下面的世界是地狱，我的几个女儿知道，但没有切身体验过，她们对发生的事感到愤恨，但同时她们都在积极享受生活的幸福，珍惜眼前的机会。她们把自己成功富裕的生活都归结于她们的父亲。但是我，我没有任何优势，我是她们优越感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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