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正在土耳其中部旅行的克莱姆在手机终于有信号的时候几乎同时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来自荷兰驻爱尔兰大使馆的随员乔斯特·莱沃特，短信中请克莱姆尽快与她联系，这是事情发生的前一晚所发，那时我在家里失去了理智并被送到了医院；第二条短信是我发的：“你必须尽快赶到多内加尔，这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他们乘坐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里的航班，从伦敦转机，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在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赶到了邓洛伊医院。尽管有我给她每次转机的时候发的短信，以及去机场接她的使馆官员一路安慰，克莱姆仍然面色苍白如纸。

帕特里克·哈珀几小时前就到了，他坐了在都柏林生活期间最贵的一次出租车（他总算是成功离开他在自由街的家了）并在当天上午赶到了邓洛伊。

在这十多个小时里，记者、警察以及好奇的人们将医院围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对此紧张万分，觉得处境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在确认儿子和孙子孙女都安然无恙后，他控制了形势，仿佛重新当上了车站主管一样：照料孩子们，与《城市日报》的记者们谈话，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麻烦并且让它们远离我们的病房。克莱姆出现的时候，他是头一个跟她解释的人：“发生了枪击案，几个人袭击了皮特的家，但是孩子们都躲在海滩上的岩石那边，直到天亮的时候才被找到。他们着了凉，有几处划伤，但状态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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