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智慧作为测量单位来评价的话，苏格拉底是一个有分寸的人。特尔斐的神庙已经显示了神所授意的预见。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听从他的意见。”

这一切都得益于发生在羊皮商那儿或者偶尔发生在大路上匆匆进行的突如其来的某次交谈。

然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有时候是会改变舆论的。就如同雕刻家用他的凿子向他的有天赋的但是太学究的学生的作品所施予的修改一样，他赋予一件平庸的作品非凡之处。

“他会预言！”大将军反驳道。

“建议亚西比德听从他的建议吧！”

这样，便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止一个大将军劝说亚西比德听从他的老师：这不会吃亏的。但是亚西比德已不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反驳道：“我们不和哲学家谈论政治，更不用说谈什么谋略了！还有，”他傲慢地补充道，“不同年龄的人对不同的事情感兴趣，苏格拉底的乐趣在于探讨哲学，而我，亚西比德的乐趣在于谋划策略。”

至于粘西比，20年来，她注视亚西比德的目光日益凶狠。

她对雷多说：“一想到这个蠢货兼恶棍夸耀自己曾经做过苏格拉底的徒弟我就气愤！如果我丈夫有一点公共意识的话，他就该诉讼亚西比德的诽谤罪了。”

苏格拉底听到了粘西比这一敏捷的答辩，因为她通常都是高声讲话的。

“国民大会的议员会立即抓住你这一话柄的。”他对她说，“他们会让我们为亚西比德的决定负责任的。看看发生在普罗塔哥拉斯身上的一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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