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洪钧经深圳来到香港。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曾经被派驻香港半年。所以再次来到香港时，他并不感到陌生。

香港城市大学在九龙塘，法学院安排他住在南山村的学校公寓。从公寓的院门出来，向东走几分钟就到了学校的后门。不过，他喜欢走另一条路，爬上一座小山，穿过茂密的树林，从游泳池旁走进校园。虽然这条路有些绕远，但是可以让他在闹市中领略寂静的山林。

11日晚上的讲座结束后，洪钧便准备另外一项行动。第二天上午，他拿出沈福官的名片，拨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听到洪钧的声音，沈福官开始很热情，但是听说洪钧想了解有关佟文阁和达圣公司的情况，他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他说办公室里还有客人，让洪钧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然而，当洪钧在半小时后再次拨通电话时，沈福官的女秘书却说他外出办事了。

下午，洪钧又给沈福官打电话。接电话的女秘书一听说是洪钧，便说沈经理不在，让他过些时候再打。洪钧又试了两次，结果都一样。那位女秘书说话很客气也很耐心，但是她那些婉转回答的实质内容都一样——老板不在，不知去何处了，也不知何时回来。洪钧觉得这位小姐仿佛要和他进行一场耐心与毅力的比赛。

身在香港，洪钧颇感无能为力。他想自行找上门去，但又觉得不妥。因为一旦把事情搞僵，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这时，他想起了郑晓龙交给他的字条。于是，他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找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连敬培先生。连敬培又把郑晓龙在香港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很快与郑晓龙通了电话，两人约好晚上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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