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大卫召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恐怕是记起了我拿他当人肉盾牌从“武器实验室”撤退的事，记起了我是如何拿枪顶住他的头，说不在乎他是死是活。

佐伊在旅馆的大堂里跟我碰头，她先是领着我穿过一条主走廊，又穿过另一条悠长狭窄的走廊。透过右边的窗子，我可以看到一小群飞机，排成一列停在水泥地上。小雪花轻飘飘地落在了窗玻璃上，瞬间又化了，我嗅到了初冬的味道。

我们走着，我时不时偷瞟她几眼，想看看她在没有别人注意时是什么状态，却发现她跟平时没什么不同——一样爽朗却又像在例行公事，仿佛攻击没有发生似的。

“他现在坐着轮椅。”等我们走到狭窄走廊的尽头，她对我说，“最好别太关注这件事，他不喜欢被人同情。”

“我不同情他。”我努力压制住语气中的愠怒，不想让她有所怀疑，“他又不是我认识的人里第一个中枪的。”

“我老忘了你比我们见证的暴力要多得多呢。”佐伊一面说着，一面抬起手中的工卡在安全屏障上一扫。透过眼前的玻璃门，我看着立在另一头的士兵——他们身子挺拔，枪支抵在肩上，面朝前方站着，我觉得他们得保持这么个姿势站一整天。

我感觉浑身沉重酸痛，仿佛肌肉都被传染了一种深层的精神之痛。尤莱亚依旧昏迷不醒，而我每在走廊、餐厅或宿舍看到托比亚斯，总会想起尤莱亚和在他身旁瞬间爆炸的墙壁。我不知道哪一天——或者说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天，情况好转，更不知这样的伤是不是能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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