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仁珏，在家里，能说上话的人，更加少了。倒是仁桢，每天还是去房里看她。

以前她多是挑了一盏灯，读书，或是习写赵孟俯。这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却是和才女的形象不大相称的。仁珏手里多了几支竹针，膝盖上是一本针织的图谱。仁桢看拿惯了笔墨的二姐，将这竹针与大红色的毛线，比比划划，绕来绕去。绕了半天，拆了，“哧哧”地线都散开了去。又从头开始。一来二往，自己先要放弃了。仁珏叹了一口气，说，真是行行出状元，平时只觉得那些娘姨，嗑着瓜子拉着家常，飞针走线。也不当一回事，现在可真知道艰难了。

仁桢闪了闪眼睛，就问，姐，你怎么想起要打毛线。

仁珏想想就说，闲着也是闲着。

仁桢便又问，这是要打给谁呢。

仁珏没答她。而是站起身，从椅背上又取下一绺毛线，招呼了仁桢过来，让她帮着缠线团。

两个人一边缠，一边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问起仁桢的功课。仁桢就说，闷得很。昨天教务主任到了班上来，说下学期要开一门日语课。我在平四街听到那些日本孩子说他们的话，像是老鸦叫一样，一点都不好听。

仁珏笑了，停了手中的活儿，听她讲。

仁桢就说，上国文课的，现在是个老先生，一口宁波腔。

她便站起来，摇头晃脑地念，“滋滋为滋滋，不滋为不滋，斯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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