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萨特常常谈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在1968年政治动荡之前，萨特认为，知识分子是“实践知识的技术员”，他们为知识的普遍性和产生自己的统治阶级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所折磨——知识分子是黑格尔所谓的痛苦意识的化身，而正是为满足对这种痛苦意识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现在萨特认为应该超越这一阶段。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萨特提出新知识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试图找到一种新的大众化的形象。新的知识分子把自己融入民众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胜利。

萨特甚至在能够清楚地阐述这一点之前，就试着去追随这一行动路线。

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的编辑工作，萨特同盖斯玛见过几次面，1969年初，盖斯玛有一个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众可以说话的报纸；最好是当斗争使人民站起来的时候，让他们向群众讲话，把大家争取到斗争之中来。萨特对此深感兴趣。开始搞了一段时间后，计划便终止了。后来盖斯玛参加“无产阶级左派”，他和毛主义者出版《人民事业报》，这事算是干成了。这份报纸没有老板，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左翼积极分子拿到大街上去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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