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身体总的说来非常好。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他走路并不困难，只是烟抽得太多，对身体太有影响，他也感到自己吞咽十分困难。但他的心情很好。“现在我非常快乐，”他对我说。尽管他认为自己情况的“好转”是他的葬礼般的“复兴”，那些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使他很高兴的。他的智力没有受到损害。假如他可以阅读，并反复读自己的作品，我相信他能产生出一些新的思想来。这段时间他在同维克多搞一个对话，谈到他们合作的意义和原因，这个谈话发表在1977年1月6日的《解放报》上。在这个谈话中他说明了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权力和自由》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不仅仅适合于他不能握笔写作的状况，也符合他的一种热切希望：在书中应该表现出一个我们来。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在我的生命将要终结之时我想要完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当他想到这是一种联合产生的思想时，他又有些犹疑不定，因为他仍然相信一个人只可能独自进行思考。但他又希望通过我们去产生一种思想，“这要求一种名副其实的由你和我同时形成的思想；在这个思想活动中，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都因另一个人的思想而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必须产生一个我们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你在认出了自己的同时也认出我，而我也在认识你的同时也认识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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