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萨特在布鲁塞斯医院作了一个新的检查，按照检查结果看，他的情况不好不坏。他觉得自己的活动很有意思，同年轻女人的往来很是愉快。不管别的，生活在他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一天上午，冬日的光辉直射进他的书房，拂照在他的脸上。“啊，太阳！”他狂喜地喊道。我们计划着他、我和西尔薇去贝尔伊莱度复活节假，他常常兴高采烈地谈到它。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放弃了抽烟。就我所知，他酒也喝得很少。我们一起吃午饭时，他要一小瓶白葡萄酒，慢慢地喝下半瓶，还要剩一半下来。

3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阿莱特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醉得一塌糊涂。后来我们了解到，同他交往的那些女朋友，不知道事情的厉害，给他带来一瓶瓶威士忌和伏特加。他把这些酒藏在柜子里和书后面。那个星期六晚上——万达离开后他唯一的一次独自一人过了一夜——他乘机大喝了一通。我和阿莱特拿走了这些酒瓶。我给那些年轻的女士们打电话，请她们再不要拿酒来，我狠狠地责备萨特。实际上，这次醉酒没有引起直接的后果，显然不会危及他的健康，但我担心以后的发展。更主要的是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又喝起酒来。这跟他近来一向表现的稳定的精神状况不相符合。他避开我提出的问题，笑了起来：“但你也爱喝酒，”他说。我想他大概又像以前那样，不能忍受自己目前的境况了。“日久成自然，”并不是这么回事。时间不但不会治愈创伤，恰恰相反，它还可能使其更加疼痛。后来我找到了这个原因，甚至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他不满意自己同维克多的这次谈话，而这个谈话很快就要在《新观察家》上发表。在它发表前一个多星期，我终于读到这个谈话——它由萨特和贝利·莱维署名，贝利·莱维是维克多的真名。我异常震惊，这跟萨特在《斜线》中说的“复数的思想”完全没有关系。维克多没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是使之出于萨特之口；他以披露事实的名义，扮演着一个代理人的角色。他对萨特说话的口气居高临下，傲慢不逊，所有在发表前读过这一谈话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跟我一样，他们因这个谈话具有对萨特“逼供”的性质而震惊。事实上，从萨特第一次见到维克多以来，维克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和其他许多以前的毛主义者一样，转向了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世界观成了唯灵论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东西。萨特很不满意他的这种转变。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我和西尔薇在一起说话，他吐露了自己的不满：“维克多要坚持整个道德都起源于犹太教的全部经文！但我完全不这样看，”他对我们说。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一连许多天他不停地同维克多争辩，然后，厌倦于争论，终于作了让步。维克多不是帮助萨特去发挥萨特自己的思想，而是对他施加压力使他抛弃自己的思想。维克多竟敢说，萨特关心的只是怎样去赶时髦！——萨特一生之中，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赶时髦。维克多还大肆诋毁博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是强烈并且深刻的。我向萨特表达了我的失望程度。萨特有些惊讶。他原指望这个谈话会受到某种适度的批评，没想到现在受到这样激烈的反对。我告诉他，《现代》全体成员的看法跟我都是一样的。但这话只是使他更加决心马上发表这个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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