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醒来时，贝丝已经走了。我怅然看着她的身体在床上留下浅浅的凹痕，伸出手去找我的手表：已经十点了。我一跃而起，因为我已跟埃米莉·布朗森约好午饭前在研究所见面，但我还没看完她的论文。带着某种奇怪的感觉，我把球拍和网球服也塞进包里。今天是星期四，下午照例仍有球局。出门前，我还回头看了一眼书桌和床，失望。我期待的不过是一张小纸条，上面会有贝丝的只言片语，我不禁想，她这样的不告而别是不是也算是某种讯息。

这是一个和煦晴朗的上午，昨天发生的事情似乎已变得遥远而依稀有些不真实。可是我走到花园里，伊格尔顿夫人没在那里打理她的花坛，警方的黄色隔离带仍旧围在门廊上。在去研究所的路上，我拐到伍德斯托克路上的一家售货亭买了一只甜甜圈和一份报纸。来到办公室，我打开煮咖啡机，将报纸在写字台上摊开。伊格尔顿夫人被害的消息是本地新闻的头条，而且用了一个通栏标题“二战女英雄被杀”。报道还用了一幅伊格尔顿夫人年轻时候的照片，与现在差别很大，还有一幅外面停着警车、围着隔离带的房屋照片。报道提到尸体是被她的房客——一个数学系的阿根廷学生——发现的，她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她唯一的孙女贝丝。

报道中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内容；昨天深夜的尸检似乎也没什么新发现。一篇未署名的加框文章讲述了警方的调查情况。就其明显的冷漠文风，我一眼看出这是那个采访过我的记者居心叵测的手笔。他肯定地说虽然当时门没有上锁，但警方倾向于认为此案系某个外来闯入者所为。家中物品均完好无损且没有东西遭窃。他们显然还掌握了一条皮特森探长并不希望披露的线索。记者暗示凭这个线索就可能指控“伊格尔顿夫人的近亲成员”。他马上就点出其伊格尔顿夫人唯一的直系亲属就是贝丝，她将会继承“一笔财产”。该报道的结论就是，在此案取得新进展之前，《牛津时报》借用皮特森探长的建议告诫家庭主妇们忘掉以往的美好时光，每时每刻都应锁上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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