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多少美国人有机会坐火车穿越欧洲旅行，我却无法描述出多少我所看到的景色。大多数时候我将脸紧贴着车窗玻璃，目光凝视着散布在山坡上的小农舍，湍急的溪水，长满初夏花朵的山谷，然而我心里却是惴惴不安，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所看到的风景上。火车开得非常慢，而且我们的二等座还不怎么舒服。我总是担心我们会赶不及，因为琼斯告诉过我，全程有五百多英里，要换四趟火车，从加来到伦敦桥还得坐蒸汽船。哪怕是延误一次换乘，我们也耽搁不起。从迈林根出发向西，在茵特拉肯穿过布里恩茨湖，然后继续前往伯尔尼。就在伯尔尼这里，琼斯发出了我们共同策划的电报，说明莫里亚蒂教授奇迹般地从莱辛巴赫瀑布的惨剧中逃脱，并确信已经回到了英国。邮局到火车站有相当一段距离，而琼斯没力气走太长时间的路，因此几乎让我们错过了下一班火车。当我们在车厢中坐定时，琼斯面色苍白，身体显然不适。

头一两个钟头里，我们俩都坐着不出一声，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然而，在前往穆捷附近的法国边境时，我们打开了话匣子。我给琼斯讲了一些平克顿的历史，他对外国执法机构的调查手法——虽然比起他自己国家的就逊色了——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向他详细讲述了我们在几年前卷入伯灵顿和昆西铁路罢工事件的情况。事务所被谴责煽动暴乱，甚至谋杀罢工者，然而我向他保证，我们的作用仅仅是保护财产和维持稳定。不管怎样，这就是全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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