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瞒着妻子和所有人在笔记本上写回忆录，有人到我办公室来我就把笔记本锁上。这不仅是为了整理回忆，也不仅是为了理解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事。

我现在有了办公室，在沙托街有一个两扇橱窗的商店。我比我以前的老板蓬硕先生的儿子雇佣的人还多。他不知道现代化，所以他的店依然和我以前在那里工作时一样灰暗庄严。

我有三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男孩叫让-弗朗索瓦，他出生在布雷叙尔，那时索菲被寄养在邻村的农场主那儿。我的妻子下火车后，农场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避难所。

索菲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但并不惊讶。一个月之后，我们仨还有小弟弟坐上回菲迈的火车时，她已经很坚强了。

分娩非常顺利。让-弗朗索瓦是三个孩子中最强壮的。我们四个人经历了很多困难。让娜比以前更加紧张，会为一点小事担惊受怕，确信厄运会随时降临。

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伊莎贝尔出生在战争的转折阶段，那时他们正等着登陆。有人说这将会和德国入侵时一样引发灾难和混乱。有人预测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都会被送到德国去，道路上已经做好箭头标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堵塞军用道路。

那时候仍然缺吃少穿。粮食供给下降到最低水平，我非常小心地去黑市买点吃的。

让娜一直都是早产，婴儿放在暖箱里，而让娜从来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说的“恢复”更多指的是精神方面而不是生理方面。她还是惶恐、消极，我们定居沙托街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确信我们要经历一场灾难，我们会比以前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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