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萨尔瓦多的钟声打断了约瑟夫·布雷尔（Josef Breuer）的沉思。他从背心口袋里拉出他那块沉甸甸的金表，9点了。他再次阅读前一天收到的镶银边的小卡片。

1882年10月21日

布雷尔医生：

我有紧急的事情必须见你，这关系着德国哲学的未来。明天早上9点请在索伦多咖啡馆与我碰面。

路·莎乐美

一封鲁莽的短笺！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轻率地致函给他。他没听说过路·莎乐美（Lou Salome）这个人，信封上也没有地址。他没有办法告诉这个人9点钟并不方便，也无法告诉她布雷尔太太可不喜欢一个人用早餐，还有，布雷尔医生正在度假以及他对“紧急的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真是的，布雷尔医生到威尼斯来，就是想要远离紧急的事情。

不过他还是来了，来到了索伦多咖啡馆，准9点，搜寻着他周围的脸孔，想要知道哪一个可能是那个莽撞的路·莎乐美。

“加咖啡吗，先生？”

布雷尔对服务生点了点头，他是个十三四岁的小伙子，黑油油的头发往后梳拢。胡思乱想了多久？他再次看看他的表，又挥霍了生命中另一个10分钟。而且，浪费在什么事情上呢？他一如既往地把心思萦绕在贝莎身上，美丽的贝莎是他过去两年来的病人。他回想起她揶揄的声音：“布雷尔医生，你为什么那样怕我呢？”当他告诉她说，他不能再担任她的医生之时，他就一直记得她的那句话：“我会等你。你永远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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