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的叔叔说过，三分饥寒是家底。他真正的家底是酒精，他可以穿得少、吃得差，但每天必须喝二两高粱酒。后来叔叔自己都承认，他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婶婶不给他喝酒，他溜出去喝，而且必须把前面损失的家底补回来，这样他一次就能喝四两、六两、八两。有一天，叔叔喝得太多，死了。他在沟边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被清洁工人发现。有人说他脑溢血，有人说他是被自己呕吐出来的东西呛死的。水生到太平间里摸了摸叔叔的手，冰凉的，头发花白，像结了一层霜。

婶婶说：“陈家很多人都死不见尸。你叔叔有一具尸体，就算是好死了。”

叔叔以前说骨灰撒到江里去，其实口是心非，完全瞎说。他真正的心愿是葬回乡下，但乡下什么都没了。婶婶说：“你的爷爷奶奶，还有远房亲戚，都葬在石杨附近的山上。”

水生把叔叔的骨灰坛扎在一块麻布里面，抱着过江。江面开阔，船甲板上蹲着很多农民，并一些知青。农民仰头看天，舔着嘴唇，知青们趴在船沿看江景，低声说话。渡轮上一辆卡车押着几个犯人，民兵背着刺刀步枪站在一边，这都是去石杨的。水生走到船首，看那儿浪起浪涌，心里惶恐，下一次烧锡箔，大概要准备四个袋子了。船一落岸，卡车率先开出去，后轮照例扬起尘土，像一头摇摆横行的巨兽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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