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的叔叔说过,三分饥寒是家底。他真正的家底是酒精,他可以穿得少、吃得差,但每天必须喝二两高粱酒。后来叔叔自己都承认,他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婶婶不给他喝酒,他溜出去喝,而且必须把前面损失的家底补回来,这样他一次就能喝四两、六两、八两。有一天,叔叔喝得太多,死了。他在沟边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被清洁工人发现。有人说他脑溢血,有人说他是被自己呕吐出来的东西呛死的。水生到太平间里摸了摸叔叔的手,冰凉的,头发花白,像结了一层霜。
婶婶说:“陈家很多人都死不见尸。你叔叔有一具尸体,就算是好死了。”
叔叔以前说骨灰撒到江里去,其实口是心非,完全瞎说。他真正的心愿是葬回乡下,但乡下什么都没了。婶婶说:“你的爷爷奶奶,还有远房亲戚,都葬在石杨附近的山上。”
水生把叔叔的骨灰坛扎在一块麻布里面,抱着过江。江面开阔,船甲板上蹲着很多农民,并一些知青。农民仰头看天,舔着嘴唇,知青们趴在船沿看江景,低声说话。渡轮上一辆卡车押着几个犯人,民兵背着刺刀步枪站在一边,这都是去石杨的。水生走到船首,看那儿浪起浪涌,心里惶恐,下一次烧锡箔,大概要准备四个袋子了。船一落岸,卡车率先开出去,后轮照例扬起尘土,像一头摇摆横行的巨兽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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