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擅长写散文也不擅长写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说真话，我想说，不如我们来读小说吧。但虚构的叙事有时也会遇到些小麻烦，比如望文生义，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缴苦难。假如别出心裁地上缴了一份顽皮，就不得不哭丧着脸说其实我口袋里还有苦难，那么我是在和谁玩游戏呢？假如我上缴的必须是苦难，就像交税似的。

写一部小说，如果作者非要站出来说自己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会变得很糟糕。纳博科夫曾经嘲笑过的。偶尔也有例外，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写到脑浆沾在街道上这一节时，曾经加了一句话：这不是编的，我编这种故事干什么？

这种句法在小说中非常罕见，它漂亮得让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也因为王小波是一位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有资格这么写。

我曾经为《收获》杂志的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写得较好的散文，但编辑说仍是有小说恶习。我重写了一次，希望它比较真实些，但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转：

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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