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擅长写散文也不擅长写序,假如有人要我好好地说真话,我想说,不如我们来读小说吧。但虚构的叙事有时也会遇到些小麻烦,比如望文生义,比如吊打在世的作者,要求上缴苦难。假如别出心裁地上缴了一份顽皮,就不得不哭丧着脸说其实我口袋里还有苦难,那么我是在和谁玩游戏呢?假如我上缴的必须是苦难,就像交税似的。
写一部小说,如果作者非要站出来说自己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会变得很糟糕。纳博科夫曾经嘲笑过的。偶尔也有例外,在小说《黄金时代》里,王小波写到脑浆沾在街道上这一节时,曾经加了一句话:这不是编的,我编这种故事干什么?
这种句法在小说中非常罕见,它漂亮得让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当然也因为王小波是一位擅长虚构的作家,他有资格这么写。
我曾经为《收获》杂志的公众号写过一篇关于《慈悲》的文章,那是我写得较好的散文,但编辑说仍是有小说恶习。我重写了一次,希望它比较真实些,但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好转:
九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全都空了,我爸爸因为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我妈妈在家病退多年,我失业,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我买辆摩托车的。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基本上,陷于破产的恐慌之中。我那位多年游手好闲的爸爸,曾经暴揍过我的三流工程师(被我写进了小说里),曾经在街面上教男男女女跳交谊舞的潇洒中年汉子(也被我写进了小说里),他终于发怒了,他决定去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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