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本书真的火起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吉娜的电话频繁起来了，她一会儿告诉我报纸上说了什么，一会儿通知我，有哪些书店和文化沙龙邀请我。最后她总是会很热情地说一句：“书卖得很火，格雷科小姐，恭喜您。”谢谢，我说，但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评论很肤浅，他们都是仿照《团结报》上那篇文章的热情洋溢，或者《晚邮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套路来写的。尽管每一次吉娜都会向我重复说，负面评论也会帮助这本书销售，但这还是让我很痛苦，我热切地期望获得赞同，去平衡那些批评，这会让我心里舒服点儿。我不再对我母亲隐藏负面评论，我把所有评论，好的坏的，都交给她。她会皱着眉头尝试着读一段，但她从来都看不过四五行，要么会找茬跟我吵架，要么她会很烦，马上把文章收到她的剪报集里，那是她非常热衷的事儿。她的目标是要把整个集子填满，我没东西给她时，她也会抱怨，她不愿意留白。

那段时间，最让我痛苦的评论出现在《罗马报》上。那个作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晚邮报》上的文章，是一种非常浮夸的文体，在最后一部分，他反复强调一个主题，就是现在这些女人正在失去控制，看看埃莱娜·格雷科的淫秽小说，就能意识到这一点，简直是粗鄙不堪的《你好，忧愁！》的下脚料组成。最让我痛苦的不是那段评论，而是文章后面的签名。这篇文章是尼诺的父亲多纳托·萨拉托雷写的。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男人多么让我震撼，因为他是一本诗集的作者；当我发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时，对我来说，他好像头上戴着一个耀眼的光环。但现在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他想报复我，因为他在小说中的那个骚扰女主人公的已婚男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真想打电话给他，用最肮脏的方言骂他一顿，最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想到了尼诺，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他的经历和我很相似。我们俩都拒绝成为家人的样子：我从小就开始尝试和我母亲拉开距离，而他已经和他父亲断绝关系了。这种相似性给我带来了安慰，我的怒气慢慢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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