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科·马里还是老样子，声音依然很炽热，充满说服力。他还是具有那种组织语言的能力，他从一些普遍的切入点，一步一步谈论到我们每日的体验，然后自然而然地揭示这些事情的意义。当我现在描写这个场景时，我意识到，我基本上想不起来他的身体特征，我只记得他脸色苍白，没留胡子，头发很短，我也想不起来他的身体——那是到那时候为止，我唯一像拥抱丈夫那样拥抱过的身体。

等他发完言之后，我向他走去。他惊讶得两眼放光，拥抱了我，但我们很难说上话，因为人群非常混乱，要么有人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要么有人用手指着他，很严厉地对他说话，就好像要和他吵架一样。我挤在那些围在讲台周围的人中间，非常不自在，我也看不到马丽娅罗莎，但这时是她认出我来了，她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她很高兴地问我。

我没有告诉她，我错过了一场见面会，我说我是偶然经过的。我指着弗朗科对她说：

“我认识他。”

“马里？”

“是的。”

然后，她充满热情地谈起了弗朗科，嘀咕了一句：“他是我请来的，我要负责任，你看看这马蜂窝。”她还说他晚上会住在她家里，第二天出发去都灵，她邀请我也去她家里住。我接受了，虽然我已经订了宾馆，真是遗憾。

学生大会一直在继续，中间有几次气氛非常紧张，一直让人提心吊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才离开大学。除了弗朗科，那个年轻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了。那姑娘叫西尔维亚，还有我之前看到的那个抽着雪茄的三十多岁的男人，他叫胡安，是一个委内瑞拉画家。我们所有人一起去一家馆子吃饭，那是我的大姑子马丽娅罗莎熟悉的馆子。我和弗朗科聊了一会儿，我就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他的脸上好像覆上了一层面具，可能是他自己戴上的，竟然和他的面部线条完美贴合，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慷慨陈词了，现在他有些收敛和退缩，他会斟酌词句。在我们看似亲密的交谈中，他从来没有提到我们之前的关系，是我提到那段关系的，我抱怨说他再也没有写信给我。他不愿多说，嘟囔了一句：“事情本应该这样。”关于大学，他也说得很含糊，我明白，他没能从大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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