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的针锋相对，还有法国的事件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都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倾听，但一声不吭坐在那儿，也让我无法忍受。我想说一说巴黎的运动、我读的资料，还有我的看法，有一些话一直在我脑子里纠缠。让我惊异的是，马丽娅罗莎那么厉害，那么自由，这时候却一声不吭，只是面带微笑在支持弗朗科说的话，这让胡安变得不太自信，有时候甚至有些烦躁。我想，假如她不说话，那我就会介入，否则我为什么不回宾馆，我为什么要答应来这里？我知道答案。因为我要在我的老相识面前，展示出我现在的样子，我希望弗朗科能意识到，他不能像以前一样，像对待一个小姑娘那样对我，我想让他意识到，我已经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想让他当着马丽娅罗莎和别人的面，表达对另外这个我的赞赏。这时候，我看到孩子安静下来了，西尔维亚带着孩子消失在房间里了，她和孩子都已经不需要我了。我等了一会儿，最后我找到了一个机会，说我不赞同我前任的说法，那个不赞同的意见是我临时发挥的：我自己也不是很确信，我的目的是对弗朗科表示反对。我就是那么做的，我脑子里有一些模板，我把这些模板和一种佯装的自信结合起来。我斩钉截铁地说：“法国阶级斗争的准备程度，并不能让人感到放心，现在让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我认为还有些为时过早，时机并不是很成熟。”我的语气很坚定，我担心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会忽然打断我，说一些话，又自己讨论起来了，把我排除在外。但他们在专心地听我说，所有人，包括西尔维亚都在听我说，她已经把孩子放到了床上，踮着脚尖回来了。我说话的时候，弗朗科和胡安都没有表现出不耐烦，而且我有两三次提到“人民”这个词时，那个委内瑞拉画家还点了点头，这种认可让马里很烦。他用带着讽刺的腔调说：“你是说，从客观上而言，现在的局面还不是革命？”我熟悉他的这种语气，这意味着他想通过取笑我来捍卫自己。这时候，我们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了起来。“我不知道你说的‘客观’是什么意思。”“意思是采取行动是无法避免的。”“假如是无法避免的，你现在还在袖手旁观。”“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做那些‘可能’实现的事，在法国，那些学生做了‘不可能’的事情，教育的机器已经被打破，已经不能恢复了。”“我敢说，那些已经变化了的事情，还会再发生改变。”“是的，但没人向你，或者其他人申请一张盖章的证明，证明现在的局面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学生们只是采取了行动，没有别的。”“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等等。直到后来，我们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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