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火车站接他,我陪他走到佛罗伦萨街,那儿有一家宾馆,是我父亲推荐的,我在那里预订了一个房间。彼得罗看起来要比我家人更紧张。他从火车上下来,拉着一个大行李,和往常一样不修边幅,因为天气很热,他的脸红通通的,而且充满倦意。他想给我妈妈买一束花,他买了一束足够大、比较昂贵的花——这和他平时的习惯不一样,但他很满意。我们到了宾馆,他让我一个人拿着花待在大堂里,他保证说他马上回来。过了半个小时,他出现了,穿着一套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天蓝色的领带,皮鞋擦得锃亮。我一下子就笑了起来。他问我:“我看起来不好吗?”我让他放心,他的衣着很棒。但在路上,我能感觉到周围那些男性的目光,还有他们嘲弄的哄笑,就好像我是一个人走着,也许他们是想暗示和强调:这个陪着我的人不值得尊重。彼得罗抱着一大束鲜花,他不肯让我拿着,他的每个细节都是那么体面,但并不适合我的城市。尽管他空着的一只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但我感觉,我应该保护他。
是埃莉莎给我们开的门,然后我父亲出来了,之后是我的弟弟们,每个人都穿着过节的衣服,所有人都太客气了。我母亲是最后出现的,洗手间拉水箱的声音之后,就听到她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她做了头发,还给嘴唇和脸颊上擦了点颜色,我想,她以前曾经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她很得体地接过那束花,我们一起坐在餐厅里,为了招待客人,他们把晚上搭起来、早上再拆掉的那些床也藏了起来。每样东西都很干净,桌子上的餐具也摆得非常用心。我母亲和埃莉莎一起准备了好几天,才做好了这顿饭,这让整个晚餐没完没了。彼得罗让我很震惊,因为他一下子变得很开朗。他问我父亲在市政府的工作,我父亲的意大利语说得磕磕巴巴,于是彼得罗就让我父亲说方言。我父亲跟他讲了市政府一些员工的趣事,我的未婚夫虽然听得不是很明白,但他表现出非常欣赏那些事儿。尤其是,我从来都没见过他吃那么多东西,每次一盘菜上来,他都会恭维我母亲和妹妹,但就我所知,他自己连一个鸡蛋都不会煮,他还询问每道菜的做法,就好像他很快就会动手做一样。他尤其喜欢的一道菜是土豆糕,吃完我母亲给他盘子里又加了一份,分量很足,她还用那种她特有的、毫无情感的语气说,在他走之前会再做一次土豆糕。在很短的时间内,气氛变得很和谐,就连佩佩和詹尼也抛开拘谨,和他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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