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罗的通话，尤其是和我婆婆的通话，让我长期以来积聚的一种情感得到了释放。到那时候为止，我一直在抑制着自己，但现在这种情感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这和我的身份的变化有关。艾罗塔一家人，尤其是圭多，也可能是阿黛尔自己，很有可能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姑娘，但我和他们期望的儿媳妇相去甚远。同样的，极有可能我的出身、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还有我做事时的笨手笨脚，对于他们的承受力是一个挑战。更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就是，我的书的出版，也是一个紧急计划，可以让我在他们的世界里变得体面。但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情是，他们接受了我，在他们的认可下，我要和彼得罗结婚，我正要进入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我可以不用害怕，大胆向前走，或者如果我遇到危险的话，我可以在城堡里躲藏。我迫切需要适应我的新身份，尤其是我应该有这种身份意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剩下最后一根火柴的小女孩了，我现在储备了大量的火柴，因此我忽然明白，我可以为莉拉做很多事情，比我之前想到的还多。

有了这样的意识，我就让她把搜集的、针对索卡沃的文件都给我，她很被动地把它们交给了我，没问我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看得很投入，她用多么准确而犀利的语言来讲述那些可怕的事情。在她对工厂的描述中，包含着那么多让人无法忍受的体会。我把那几页纸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很多遍，忽然间，几乎在没有事先做决定的情况下，我在电话目录上找到了索卡沃的电话号码，直接打给了他。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声音，用带着适度高傲的语气说：“喂，我是埃莱娜·格雷科，让布鲁诺接电话。”他对我很热情：“接到你的电话，简直太高兴了！”而我的态度冷冰冰的。他说：“你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埃莱娜，我在《罗马报》上看到了你的一张照片，很棒！我们一起在伊斯基亚岛度过的时光真美好。”我回答说，我也很高兴打电话给他，伊斯基亚已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无论好坏，我们所有人都变了。比如说，关于他，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传言，我希望那些传言不是真的。他马上就明白我要说什么，就说了很多莉拉的坏话，说她忘恩负义，还有给他惹的麻烦。我改变了语气，我说，我更相信莉拉说的，而不是他的话。我说：“你拿起笔和纸，记下我的电话号码，好了吗？你要把该给她的钱，每一分都给她，你准备好钱，然后打电话给我，我过来拿。我不希望你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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