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华北某军区的机要处工作，是一名年仅二十四岁的机要员。

还记得那是个下着小雨的傍晚，一个同事风风火火地找到我，说机要处的严处长有急事要见我。不敢怠慢，我立刻冒着雨小跑着前往机要处办公室。

机要处是个独立的小院，空地上有一棵老槐树，半截树身都伸出了墙外。房子都是平房，走廊上灯光昏黄，在风雨中微微摇曳着。

值班室里最显眼的就是靠墙摆着的两排铁柜，柜子围拢出一小部分空间，里面有一张夜间休息的床，办公桌上摆着三部颜色不同的电话机，空出来的一面墙上挂着地图以及各种图表，高处还有一张书法条幅，上书：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处长老严是个魁梧的中年汉子，正背着手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神情异常专注，以至于指尖夹着的烟卷都快烧到了尽头。

“报告！”

“进来。”

长久跟铁柜住在一起，老严的血肉之躯仿佛都铁化了，他很少笑，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小马，来得很及时，值得表扬。”这一次见面他居然对我笑了，但笑容看起来不是发自内心，显得很做作。老严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根新烟卷在桌角上磕着，直到烟卷上面出现一小段空间为止，然后他把燃得短短的烟屁股接上去，就像是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在做活儿。

“这样做其实很不卫生，况且烟屁股上尼古丁更多。”我小心地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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