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剿匪形势依然没有好转，征高句丽也遥遥无期，对于皇帝而言，现在的他已经无所事事了，在洛阳实在憋闷坏了。根据统计，在杨广统治的十四年里，他停留在大兴和洛阳宫中的时间只有四年多一点，剩下的时间他都在路上，而他的心，也是“驿动”的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江都新建造的龙舟运抵洛阳，皇帝的心又动了。大忽悠宇文述又一次看出了皇帝的心事：想去江都了。于是宇文述提议，杨广批准，三下江都就这么定了下来。

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大兴和洛阳，禁军士兵的家属也都在洛阳和大兴，除了皇帝，没有人愿意远行，然而谁又能阻挡住皇帝“驿动”的心。

左候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了出来，他说，如今民变四起，国内已经政令不通，请皇帝速回大兴，安抚天下百姓。话是实话，情是真情，只可惜已经慵懒、失去锐气的皇帝不想再搭理这些烦心的事了，洛阳已经让他拘谨，大兴会让他更加紧张。对于已经丧失斗志的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天地伟业，而是“哪舒服哪待着”！

对于大兴和洛阳，杨广做了相应的部署：年迈的卫文升协助十二岁皇孙杨侑留守大兴，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协助十三岁皇孙杨侗镇守洛阳，此前镇守洛阳的有功之臣、民部尚书樊子盖于七月八日病逝。在杨玄感之乱中力挽狂澜的樊子盖不在了，下一个樊子盖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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