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名古屋，名古屋经济大学的G教授来接待我。G教授去年翻译了我和阎连科老师合著的《两代人的十二月》，我们曾经在北京见过几面，笑盈盈的日本人，喜欢喝酒，尤其爱喝白酒。

G教授带来了他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中日混血的老太太，60岁上下，20世纪70年代来的日本，最早在日本的政府机关工作，现在重新开始读博士，研究的是60年代中国的样板戏。她像是掉进了时间的洞里，暮年穿越回了自己离开中国前的少女时光。老太太肤色雪白，身量不高，涂着红唇，年轻时一定是个天真的大美人，现在也显得非常天真。她认真看了我的小说，还总结了很多问题，像是刚上学的好学生。

还有一个中国女人，看起来大概不到40岁——实际年龄应该大一些。Y老师，戴着眼镜，用着最古老的非智能手机，不用社交网络，很像一个标准的古板女教授。

让我吃惊的是，中午吃饭时提到婚姻，Y老师说不赞成婚姻，“像我这样就很好”。她似乎暗示自己是单身。在场的人都有些窘，毕竟她已经不年轻了。

过了一会儿，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是单身。她又说：“我是结婚的。因为一张纸很重要，但是……”但是什么？是开放式的婚姻，分居，还是形婚？太多暧昧。

Y老师指着在座的日本男人，说：“结婚有什么好？他们的婚姻都是无性的。”现场越发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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