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八月，弟弟和我跟父母及家庭教师（兰斯基）一起在巴特基辛根；以后我父母到慕尼黑和巴黎去旅行，回到圣彼得堡，然后到柏林，我们两个男孩和兰斯基一起在那里治牙，度过了秋天和初冬。一个美国牙医——名字叫洛厄尔还是洛温，我记不确切了——在用矫正架把我们的容貌毁掉之前，猛地拔掉了我们的几颗牙齿，并把别的牙齿用细线扎紧。比起用梨形橡皮球往龋齿洞里注入灼热的疼痛这个行为还要穷凶极恶的是棉垫——我无法忍受它们干干的接触和发出的吱吱声——是为了操作者的方便，用来塞在牙龈和舌头之间的；在你无助的眼睛前面的窗玻璃上会有一幅透明画，某种阴沉沉的海景或灰色的葡萄，随着远处单调的天空下电车的单调回声而颜动。“In den Zelten achtzehn A”——这个地址以抑扬格的节奏蹦跳着回到了我的记忆中，紧跟着的是那辆把我们载到那儿去的米黄色的电动出租车的沙沙移动。我们期待着对那些可怕的上午的一切可能的补偿。弟弟酷爱位于下椴树街游乐中心的蜡像馆——腓特烈一世的掷弹兵，和一具木乃伊交谈的拿破仑，在睡梦中写成了一首狂想曲的青年李斯特，还有死于非命的马拉；对我来说（那时还不知道马拉曾是个热情的鳞翅昆虫收集者），在那个游乐中心的一角有著名的格鲁伯蝴蝶商店，那是在一道狭窄陡直的楼梯顶端的充满樟脑气味的乐园，我每隔一天就要爬上楼去询问，是否终于给我买来了查普曼的新小灰蝶，或曼的新近重新被发现的白粉蝶。我们试着在公共网球场打网球；但是冬季的大风不断把枯叶吹过球场，此外，兰斯基并不真正会打网球，尽管他坚持参加，连大衣也不脱，和我们打一场不对称的三人赛。后来，我们大多数下午都在选帝侯大街的旱冰场度过。我记得兰斯基总是不可阻挡地滑向一根他企图抱住的柱子，却随着巨大的哐啷声跌倒在地；在坚持了一阵以后，他会满足于坐在衬垫着长毛绒的低矮挡墙一侧的一家摊店里，吃一块块微咸的涂了掼奶油的楔形德国咖啡蛋糕，而我则不断充满自信地超过正在勇敢地跌跌绊绊地滑着的可怜的谢尔盖。这是那种在你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恼人的小图景之一。一支军乐队（德国那时还是音乐之乡），由一位罕见的动作一抽一抽的人担任指挥，每隔十分钟左右活跃一番，但是几乎无法淹没滑轮那永不休止的、势不可挡的辘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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