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圆。在螺旋的形式下，那个圆伸开、松展后就不再有恶性循环；它被解放了。这是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想出来的，我还发现，黑格尔的哲学三段论法（在旧俄国非常流行）表述的只是一切事物在和时间的关系上其本质上的螺旋性。旋转跟着旋转，每一个合题都是下一个系列的命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最简单的螺旋，可以从中区分出三个阶段，和三段论法相对应：我们可以把从中心开始盘旋结构的那小的曲线或弧称做“命题”；把在继续第一个弧的过程中形成的处在第一个弧相对位置的较大的弧称做“反题”；把沿着第一个弧的外沿继续着第二个弧的更大的弧称做“合题”。依此类推。

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我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一生的。我在俄罗斯祖国度过的二十年（一八九九——一九一九）就是那命题弧。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二十一年的自愿流亡（一九一九——九四〇）提供了明显的反题。在我的移居国度过的时期（一九四〇——一九六〇）构成了合题——以及新的命题。目前我关心的是我的反题阶段，特别是于一九二二年从剑桥毕业后在欧洲大陆的生活。

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时，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万个其他俄国人，过着一种奇怪但完全不能说是不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困和思想的奢华之中，在小人物、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流亡者们，碰巧居住在他们多少有点梦幻似的城市里。这些原住民在我们心里和用玻璃纸剪出来的人形一样单调透明，我们虽然使用他们精巧的装置，给他们爱开玩笑的人鼓掌，采摘他们路旁的李子和苹果，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们自己人中如此广泛存在的那种极富人情味的交流。有的时候似乎是我们无视他们，就像一个傲慢或极端愚蠢的侵略者无视一群杂乱的、无法辨认的当地人一样；但是偶尔，其实还是相当经常地，那个我们通过它平静地展示我们的伤心事和我们的艺术的幽灵般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动乱，使我们明白谁是无形的囚徒，而谁又是真正的主人。我们肉体上对这个或那个冷漠地给予我们政治避难的国家的绝对依赖，在必须获得或延长某个毫无价值的“签证”或极其恼人的“身份证”的时候，变得令人痛苦地明显，因为那时，一个劲头十足的官僚主义地狱就会力图包围住这个申请人，他会枯萎下去，而他的档案则在长着老鼠胡须的领事和警察的办公桌里变得越来越厚。有人说，证件，是俄国人的胎盘。国际联盟给失去了俄国公民身份的流亡者配备了所谓的“南森”护照，一个非常低等的、有令人不快的微绿色的证件。它的持有者比假释的罪犯好不了多少，每一次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都不得不经受最可怕的折磨，国家越小，他们越是小题大做。当局的内分泌腺的深处分泌出了这样的想法，即无论一个国家——比方说，苏维埃俄国——可能有多坏，任何从那里逃亡出来的人本质上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存在一个国家的管理之外；因此他受到了一种和某些宗教团体看待非婚生子时同样荒唐的非难对待。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成为杂种和幽灵的。一些俄国流亡者对他们如何侮辱或愚弄了各个部、Préfectures和Polizeipraesidiums里的高级官员们的珍贵回忆是甜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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