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妈妈决定带着我和塞巴斯蒂安逃离俄国,逃离危险。那时革命已进入高潮,边境都关闭了。她与一个专门组织难民偷渡国境的人取得了联系,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交一定的费用,先预付一半,然后他送我们去芬兰。火车开到边境之前,我们要在一个可以合法进入的地方下车,然后走秘密小路越过边境;由于那个寂静的地区常下大雪,因此那些小路倍加隐秘。就在火车之旅快要开始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妈妈和我——还在等塞巴斯蒂安,他那时正在勇敢的别洛夫上尉的帮助下推着行李从家来火车站。火车预定上午八点四十分开。都八点半了还没见塞巴斯蒂安的踪影。我们的向导已经上了火车,正静静地坐着看报;他事先告诫过我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众和他说话。时间慢慢地过去,火车正准备启动,我感到麻木和惊慌,这种噩梦般的感觉一下子控制了我。我们知道,如果行动一开始就出了差错,那么按照职业传统,这个男人绝不会做第二次。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钱支付再逃一次的费用。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感觉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拼命咕咕作响。我想,火车还有一两分钟就要开了,那我们就得回到阴暗寒冷的阁楼去了(我们的房子几个月前已被收归国有),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在来火车站的路上,我们曾从塞巴斯蒂安和别洛夫身边走过,他们两人推着装满沉重行李的手推车走在雪地上,脚下的雪咯吱咯吱地响。现在这个画面出现在我眼前,静止不动(我当时是个十三岁的男孩,想象力非常丰富),就像一个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永远定住了一样。我的妈妈两手揣在袖筒里,一绺灰白头发从羊毛头巾下翘了出来,她走过来走过去,每次经过向导的车窗时都力图捕捉他的眼神。八点四十五分,八点五十分……火车迟迟没动,可是汽笛终于响了,一股温暖的白烟飘过站台上的棕色积雪,与它自己的影子竞相追逐。就在这时候,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在奔跑,皮帽子的两个护耳在风中舞动。我们三个人手忙脚乱地爬上了正在启动的列车。过了好一会儿,塞巴斯蒂安才缓过劲来,他告诉我们,别洛夫上尉在路过以前的住房时被捕了,他自己则马上丢下行李,拼命朝车站跑。几个月后我们得知,我们可怜的朋友别洛夫和同时被捕的二十个人一起惨遭枪决,他是和帕尔钦肩并肩倒下的,帕尔钦死得同样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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