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经越来越混乱，根本不必考虑费力去拿驾照：因此不得不仰仗多莉开着托德那辆又脏又破的轿车，寻找无一例外黑漆漆的郊外小巷，这样的小巷找起来困难，找到了失望。我们有过三次这样的幽会，在新斯威温顿附近或周边，在卡萨诺维亚一带的复杂地区，尽管我头脑糊涂但还是注意到多莉喜欢我们无耻私情中那些无休无止的闲逛、漫无目的的转悠和瓢泼大雨。“你想想，”六月的某个夜晚，在某个不知其名的地方，道路特别泥泞，她说，“如果有人把这事儿讲给你夫人听，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你想想！”

多莉意识到那种想法未免太过分，便改变策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托德的表妹布里奇特·多兰，一个医学院学生，愿意将她在纽约的公寓租给我们周一和周四下午用，只要一点点酬金，那两天她都要去一家圣什么的医院做护士。我决心一试，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惯性；我借口要完成一项文学研究，得去纽约公共图书馆，便搭上拥挤不堪的头等列车，从一个梦魇走向另一个梦魇。

她在房子前等我，神气地大步迎上来，一挥手里的小钥匙，在蒙蒙细雨中反射出一点阳光。长途跋涉已使我疲累不堪，竟至一时难以走下出租车，她扶着我来到大门前，一路上像个机灵小鬼似的叽叽呱呱个不停。幸好那套神秘公寓就在底楼——我承受不了电梯的封闭和震颤。一个乖戾的女门卫（令我想起几十年后在苏联西伯利亚的宾馆被那些刻耳柏洛斯们拦住）硬要我在一本登记簿上写下姓名和地址（“这是规矩，”多莉嚷道，用她已经学会的当地人腔调）。我沉着地写下能想到的最含糊的地址，邓伯特·邓伯特，邓恩伯顿。多莉轻轻哼唱着，不慌不忙地将我的雨衣挂在公用走廊的钩子上。如果她曾经体验过神经性谵妄的痛苦，就不会去摸索那把钥匙，当她清楚地知道这本该是私密的公寓还没有关好门。我们走进一间怪诞的、显然是超现代风格的客厅，里面摆着硬木家具和一张孤零零的白色小摇椅，上面坐的不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孩儿，而是一只两条腿的绒布老鼠。门就在我周围，始终在我周围。左边那扇虚掩着，传来隔壁房间或精神病院的喧闹声。“那儿有聚会！”我告诫道，多莉敏捷轻盈地将那门合上。“他们那帮人很友好，”她说，“要是把这几个房间的每一条缝都堵上就会很热。右面第二间。我们就这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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