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3年，张正芳回上海养病期间，上海戏校的同学张美娟（张正娟）就有意要留下张正芳。那时，在江青的特批下，上海成立了“五七艺校”，张美娟任校长。她听说张正芳回上海探亲了，就千方百计安排见面，并表示要调张正芳回上海任教。但由于上海和辽宁是平级单位，因而调令被辽宁省文化厅拒绝了，不仅没有放人，张正芳还因此受到批判。

而这一次张正芳能到北京，要感谢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史若虚。

史若虚是老革命，也是文化名流。1961年，他应邀参加了张正芳的拜师仪式，但当时他对张正芳并不了解。1962年，史若虚去大连招生，碰巧张正芳在那里巡回演出，这次，他看到了张正芳的《百花赠剑》《杨排风》《叶含嫣》，赞不绝口。1979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同志出访朝鲜，路过丹东，看了张正芳的戏，回到北京后便与史若虚商量着，如何将张正芳调到北京从事戏曲教育工作。两人一拍即合，下了调令。

接到调令，张正芳的态度竟也十分明确，“候鸟要南飞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比较复杂，张正芳自己归纳了三条。第一，当时她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等问题已比较严重，作为病人，大夫要求她减少激动，但演员演戏必须要有激情，两者对立，不能两全；第二，尽管“文革”平反后领导照顾她，观众也欢迎她，但原来的造反派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她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穿小鞋，比如，她需要在舞台上做劈叉“四险”的动作时，竟遇到了长期合作的四个人同时请假，于是只能全都换上新人，配合不默契，让她做这个动作时差点出了生命危险；第三，那时她已年近50，想入关了，总想着可以离家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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