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托马斯医院待了五年后，我在一八九七年通过了行医资格考试。我在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一部名为《兰贝斯的丽莎》的小说，引起了些微轰动，因此我便贸然决定弃医从文。因此，我一拿到资格便出发前往西班牙，在塞维利亚住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光景。在这期间我自娱自乐，写了一本很烂的小说。然后我回到了伦敦，和一个年纪相仿的朋友一起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弄到了一间公寓，并简单添了几件家具。我们请了一个做各种杂事的女仆为我们做饭打扫屋子。我的朋友在酒吧上班，因此白天的时候我便能独自在家里专心写作。之后的六年间我写了好些部小说和戏剧，但只有一部小说算是有点儿成功，不过仍旧及不上我第一本小说引起的轰动。当时也没有经理人愿意接我的剧本，最后万般无奈之下，我将《一个体面的男人》送到了伦敦戏剧社。众所周知，正是伦敦戏剧社接手了萧伯纳早年的作品。伦敦戏剧社一周演出两场，一场在周日晚上，一场在周一下午，演出的都是一些不适合商业剧院却被文化人所喜爱的作品。戏剧社委员会接受了《一个体面的男人》。W.L.考特尼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觉得这部剧很好，便刊载在他编辑的《半月评论》中。这是一件值得我骄傲的事。

尽管我的诸多努力并未给我带来可观的收入，但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朋友。我被认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并且（我这么说并非自负）被接纳为知识分子界的一员。这是非常体面的，几年后当我成为轻喜剧流行作家时，便失去了这份体面，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当时我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学聚会，以及一些由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举办的派对——她们认为资助艺术活动是职责所在。单身又体面的年轻人总是很受欢迎的，因此我成天都有饭局。我没钱打车，于是只能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的领带（这是当时的规矩）乘坐公交车来回。我也常被邀请去乡村度周末。这对我来说是一场考验，因为男管家和为我端早茶的下人都等着我给小费。而且我也窘迫地认识到，当仆人打开我的手提旅行包，看到那穿旧了的睡衣和简朴的梳洗用品后，定会对我留下不好的印象。虽然如此，我仍旧觉得生活很美好，我也乐在其中。从当时看，我似乎没有理由脱离这样的生活。我大可以仍旧每年写一本小说（虽然我的收入几乎就只有出版商给的一小笔预付金，但书却受到很高的评价），参加更多的聚会，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我却看不到未来。我当时只有三十岁，却已过上了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我必须有所突破。做这个决定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告诉我的室友我要摆脱这一切，到国外去游历一番。单靠他一个人是付不起房租的，幸好当时有一位中年绅士愿意接手这间公寓，来安置自己的情妇。我们卖掉了家具，之后一个月内我便来到了巴黎，在左岸的一家廉价旅店租了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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