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到达了昆明。父母亲在研究机关与联合大学谋到了职位，我们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很快，我们同八位航校学员再次见面。这些人都来自浙江、江苏、福建地区，家乡大多已经沦陷，山高水远，独居异乡，训练枯燥无味，生活寂寞。‘德国教官会拿鞭子抽人的。’他们说。他们每周休息时都会到我们家做客，三五成群地过来聚会，那是他们最欢愉的时光。那时我父母在昆明市郊龙头村借来一块地皮，请人修筑了三间土坯小屋，这座屋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谈笑间能暂时忘却思乡之苦与亡国之痛。

“我犹记得那座屋左近是邻村‘瓦窑村’。这村以烧陶器闻名，一条水渠蜿蜒绵长，长堤上种着郁郁葱葱的桉树。周末的黄昏，我会在长堤上等待结束作训的大哥哥们结伴走来。他们穿着笔挺制服的样子令人着迷。不光在我眼里，在联合大学女学生的眼里，他们也是最时髦的一群青年。”

女犯人的故事似乎有点不着重点，但赵干部很耐心地听着，打断的次数也逐渐变少。这里没有需要我验证的地方。1938年的昆明基本上是安全的，直到10月份日军攻陷武汉，才开始利用武汉机场起飞飞机轰炸昆明市区。

“那时昆明航校的设备非常落后，只有几架东拼西凑的破烂道格拉斯教练机，学员因飞机失事而死亡的概率很高，几乎每周都有事故发生。到1938年底，八名青年终于以第七期学员的身份从航校毕业。他们的父母、家人都在沦陷区，于是邀请我爸爸和妈妈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爸爸在典礼上自豪地致辞。我们一齐观看了教练机的飞行表演。那时，每个人都很快乐，他们兴奋于终于成为合格的空军军官，可以为抗日事业出力了；我们的快乐在于多了一群活泼健康的亲人。在那时的中国，还有什么比亲人团聚更快乐的事情呢？……但很快，日本人对昆明的空袭开始了，他们被编入飞行大队，开始驾着老旧的道格拉斯飞机和霍克飞机对抗日本人的新型战斗机。”女犯人说到这里，神情显得有点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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