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岛我的书房里面计划一次环绕合恩角的远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说：“赛伊和我觉得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他口中的赛伊正是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从I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哈罗德，”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树林和佩诺布斯科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呢？”

“卡特总统希望你前来主持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简称GAC）。”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组织，哈罗德解释说，这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独立的建议。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建立的，直接向总统报告，是社会杰出人士进入军方幕后、了解军备竞争真实情况的一个途径。布朗和万斯显然都觉得我是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合适人选。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整个职业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还在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先是作为军人，之后是作为企业家，因而我并不陌生苏联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将苏联人看成有责任感的民族，他们同我们一样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同他们协商、制定裁减军备的协议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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