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智力无法理解各种现象的全部原因，但人的心灵却往往想探索它们。人的智力不深入了解无数错综复杂的条件（其中每一个条件单独看都像是原因），只随便抓住一个首先碰到的近似条件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人的行动在这里是观察对象），最原始的近似条件是神的意志，然后是站在历史显要地位的人的意志，也就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深入了解参与其事的全体群众的活动，就会相信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不仅没有引导群众的活动，而是常常处于被引导地位。不论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情况都是这样。有人说，西方人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要这样做；另外有人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非发生不可。这两种人的差别就同下列两种人的差别一样：一种人说，地球固定不动，是行星围着地球转；另一种人说，他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支持着地球，但知道，地球和行星的运动都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有多种原因，只能有一种原因。但支配事件的规律，有些是未知的，有些已被我们摸索出来。我们只有摈弃从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求原因的方法，才能发现这些规律，就像人们只有摈弃地球固定不动的观念，才能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一样。

史学家认为，在一八一二年战争中，除了鲍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沦陷和被焚之外，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俄军从梁赞大道来到卡卢加大道，然后直入塔鲁季诺营地，也就是所谓越过红帕赫拉河的侧翼进军。史学家把这一天才功勋的荣誉归于不同的人，并且争论究竟应该归功于谁。谈到这次侧翼进军，就连外国史学家，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也都承认俄国统帅的天才。但是，为什么军事著作家以及他们的信徒都认为，这次侧翼进军是某个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从而使俄国得救、拿破仑失败。这种观点是难以理解的。首先，很难理解这次行动的深思熟虑和天才决策表现在哪里，因为，一支军队在不受攻击时，它的最有利位置就是粮草充裕的地方，这个道理是无需多费思索就能懂得的。任何人，就连一个不懂事的十三岁孩子，也能毫不费事地看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失守后，军队最有利的位置是在卡卢加大道。因此，第一，无法理解，史学家凭什么认为这次行动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第二，更难理解的是，史学家怎样看出，这次军事行动对俄军是得救而对法军是致命打击？因为这次侧翼进军，如果在进军前、进军中和进军后发生其他情况，那么，对俄军就可能是致命打击而对法军则是得救。如果说，这次军事行动后，俄军的地位开始改善，那也绝不能说是这次行动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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